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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美国CNN传奇新闻主播、记者、作家，多次出入战地报道新闻，曾经获颁众多新闻奖项与9座艾美奖，被授予“国家荣誉勋章骑士”称号。他对世界充满探索热情与求知欲望，在报道中渗透进深厚的内心情感，举世瞩目的成功改变了世界观众看新闻的方式。本文摘自其处女作《边缘信使》》，在这本坦率诚恳、因强大的情感力量而扣人心弦的书中，库珀毫无保留地为我们近距离展示了这个时代最严峻的几场灾难的面貌，并揭示了它们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深刻影响。真诚、震撼、读来异常有趣——这本由美国最勇敢可信的先锋记者写下的《边缘信使》令人难以忘怀。

父亲过世那年我十岁，那沉默的打击重启了我人生的时钟。至于在那之前的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多少了，只有一些碎片，如同尖锐的碎玻璃一样散落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我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旧地球仪，那时候的我五六岁吧。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她是从《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迪内森那里得到它的。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摆弄那台地球仪，在黑暗中摸索板块的轮廓。一个个深夜里，我小小的手指时而漫步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脊，时而奋力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高峰。我指尖下的航船不知多少次绕过非洲之角，又不知多少次在好望角触礁沉没。这台地球仪上标记的许多国家的名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比如坦噶尼喀、暹罗、比属刚果和锡兰。我曾经梦想着到所有这些地方游历一番。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伊萨克·迪内森是谁，但在母亲的卧室里看到过装在精致的金色相框里的她的照片，照片上她的面孔隐藏在猎人帽的阴影下，身边蹲着一只阿富汗猎犬。对我来说，她不过是我母亲过往认识的诸多神秘人物中的一个。
我的母亲名叫葛洛莉娅·范德比尔特。早在我进入新闻业之前，她就已经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1924年，母亲出生于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却在幼年便体验了家庭的不幸。她的父亲在她只有十五个月大时就去世了，她不得不在之后的岁月里往来于各大洲，而她的母亲总是躲在她看不到的房间里，忙着筹备市中心的晚宴与派对。十岁那年，我的母亲成了一场备受舆论关注的抚养权纠纷的中心，她富有权势的姑姑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成功地向纽约的法庭证明，她的母亲不具有抚养孩子的资格。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这场官司立刻成了各路小报关注的焦点。法庭的判决把她从她的母亲和她深爱着的爱尔兰保姆身边带走，带到了姑姑惠特尼身边，而后者很快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
摄于1986年圣诞节：我的母亲葛洛莉娅·范德比尔特、卡特和我
当然，在我的哥哥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我们有时能在母亲的脸上看到异样的神情，看到她微微扩张的瞳孔以及其中的隐痛与恐惧。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直到父亲去世，我才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用同样的目光对我报以凝视。
作为一个看着地球仪长大的孩子，我像绝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地球是圆的。我相信它像一块经历过千年风霜的石被演化与变革磨平了棱角，被时光与空间打磨得浑圆。我以为所有国度、海洋、河流与峡谷都早已被地图记录下来，都有名字，并且都被前人探索过。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不论是形状、体积还是在宇宙中的位置都处于永无止境的变迁中。它有着不计其数的边缘与裂缝，它们打开、闭合，又在其他地点重新出现。地理学家们可以在地图上描绘出这个星球的板块构造——那些深藏地下、彼此挤压的岩层，它们形成山脉，造就大陆——那道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的界限，那把我们的心灵彼此分割的断层，却是他们无法勾勒的。
世界的版图永远处于变化中，有时，短短一夜便足以发生剧变。它来得就像一眨眼，像轻扣一次扳机，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醒来则命悬一线，睡去便在梦中被吞噬。
没有人愿意相信生命是如此不堪一击，2005年发生的一切却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得多么猝不及防。这一年以一场海啸开始，以卡特里娜飓风结束，其中还有战争、饥馑以及其他种种天灾人祸。
2005年1月，斯里兰卡的卡姆布鲁加姆瓦附近的沙滩上。两个小僧侣。
作为 CNN的通讯员与新闻主播，我 2005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报道前线中度过的，在斯里兰卡、新奥尔良、非洲与伊拉克。我将在本书中讲述自己见证与体验过的事件、在久已被忘怀的年代目睹过的冲突与造访过的国家，以及这些经历告诉我的一切。
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与我所报道的世界分割开来，尽量离那个世界越远越好。可是，直到今年，我才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置身于悲剧中时，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感受与记忆的碎片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终于明白，这一切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的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它们无休无止地交替往复。每个人都被同样的基因链连接在一起。
我做了十五年记者，报道过世界上最恶劣的一些事件：在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伊拉克。我见证过的死亡不计其数，我目睹过的仇恨与恐惧甚至难以一一铭记。即便如此，我依然会对自己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事情感到震惊——那些扯去了一切伪装、暴露于阳光下的事情，它们鲜活而刺眼，像渔夫码头上刚刚被开膛破肚的鲨鱼。可是，你走得越远，回头就越难。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边缘，一不小心便会坠落下去。
在我的父亲去世一周后，我看了一部雅克·库斯托的老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讲鲨鱼的。我看了纪录片才知道，鲨鱼必须一刻不停地游才能活下去，因为它们只有这样才能呼吸。它们只有不断奋力向前，才能让水流源源不断地通过它们的鳃。那时的我梦想成为库斯托那些戴着红色软帽的水手的一员，像他们一样住在“卡里普索”号上。我幻想自己与大白鲨同游，轻轻地用一只手触摸它钢铁般的银灰色皮肤包
裹着的身体。我儿时总是梦到大白鲨安静地在漆黑的深海中摆动着灵活的流线型躯体游弋，永不停歇。时至今日，它偶尔还会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有时相信，让我活下去的也正是一刻不停的运动与奔波：我急匆匆地飞跃大洋，从一场冲突奔向另一场冲突，从一次灾难冲向另一次灾难。我一落地就立刻开始向前奔跑：呼啸而行的卡车，拍个不停的摄像机——就像一个在伊拉克服役的士兵对我说的一样，“子弹上膛，时刻待命”。那种感觉无可比拟。你的卡车尖啸着紧急刹车，你从车上跳下来，肩膀上扛着摄像机，逆着人流冲向所有人都想逃离的地方，想着也许摄像机多多少少能保护你，就算它不能，你也根本不会在意。这一刻你只想拍摄、感受，投身其中。有时，那些画面简直像是自动拍摄的，正如你自然而然、一步接着一步地行动。继续前进，保持冷静，活下去，努力把空气吸肺部，把氧气挤压进血液。继续前进，保持冷静，活下去。
我并不是总能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二十四岁开始做新闻报道，那时的我单打独斗，只有一台家用录像机和一本假的记者证，并且完全不介意在非洲脏兮兮的小旅馆里等上好几个星期。我想做战地记者，却到处都找不到工作。我在内罗毕时住进了“大使”旅馆，它和希尔顿酒店只隔了一条马路，却好像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白天，这座二层小楼荡着福音派基督徒的歌声——“耶稣啊，上帝多伟大，多伟大”，外面的大街上站着一个双手装着亮闪闪的铁钩的男人，他一面狂热地挥舞着一对惨白的塑料假肢手臂，一面尖声高喊着《旧约》里的段落。到了晚上，旅馆的酒吧开始营业，穿着红色外套的侍者们满头大汗地端着大杯的“塔斯克”牌啤酒，在黑皮肤的生意人和身穿亮闪闪的翠绿色裙子的妓女们之间穿梭不息。而迷茫的我孤身一人，每天严格地按照固定的时间点行动：正午十二点吃午餐，傍晚六点吃晚餐。日子一周周地过去，我就这么等着。
一切在我二十五岁那年出现转机，我有了工作，拿到了一份薪水。有人付钱让我奔往战场了。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艰苦的条件下旅行、拍摄、报道，但我终于成了驻外记者。然而，我见得越多，就越想去见证更多。我试着回到洛杉矶冷静下来，但我想念那种感觉、那种忙碌。我为此去看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我应该放慢节奏，休息一阵子。我点点头，离开诊所，马上订了一张出国的机票。我似乎永远不可能停下来。在海外工作，在前线穿行，我能感受到身边的空气在震颤，感受到质子和中子碰撞着穿过我的身体。在那里，生与死之间并没有界限，只有向前轻轻踏出的一小步。我不是那种我在第三世界的死胡同里经常能遇到的肾上腺素飙升的牛仔，我想要的不是上镜，也不是什么机遇。我不会让风险阻拦我的脚步，也没有我不敢涉足的地方。
回家就意味着落地，对我来说，也许在空中飘着更轻松。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沓沓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通道太多了，选择也太多了。冰冷的水雾吹拂着新鲜的水果，要塑料袋还是纸袋？要不要现金找零？我想要情感，这里却找不到，所以，我只好重新动起来。
晚上出去玩也是一样的，在车流人海中穿梭，到处找乐子，我也只会感觉自己迷失在人群中。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我离家越频繁，这种状况就越严重。有时，我回到家里，甚至感觉自己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我工作的那些地方，伤痛是可以被感知的，你在空气中都能嗅到它的存在。可是，回到这里，没有人会谈论生死之类的事，没有人会明白。我会去看电影，见见朋友，只是，待不了几天，我就会重新开始看航班时刻表，考虑下一站该去哪里：发生了炸弹袭击的阿富汗，还是遭遇洪水的海地？我就像一条掠食的鲨鱼，永无止境地在海水中巡游，寻觅着鲜血的气息。
本文摘自《边缘信使》，联合读创 出品，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