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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部美国电影渲染为“世界末日”的2012年，开局就热闹非常。去年12月26日由IT从业人员麦田率先挑起的青年作家韩寒代笔事件，在公历年和农历年先后被跨越之后，仍然没有休止的迹象，反而因后来加入论战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被韩寒起诉而迎来了新高潮。借着新浪微博这个新兴的强大信息平台，此次网络论战无论从参战双方阵营的规模还是参与人员的影响力来看，都是中国网络史上的空前事件。

我几乎是从事件伊始就开始关注其进展，起初抱有很强的娱乐心态，但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件事不是单纯的娱乐事件，而是具有较大意义的社会事件。然而，网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把这个事件的社会意义真正分析清楚，很多所谓的“分析文章”都过分拘泥于代笔本身，而且往往代入感过强，偏袒一方攻击另一方的倾向太明显。这些“分析文章”看得越多，我越觉得有些观点不吐不快。

在本文中我将从社会意义角度对韩寒代笔事件的分析。文中观点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不求说服他人，只求表达一种在网络上至今仍然近乎沉默的声音。

旁观者没有必要纠缠代笔的真假

韩寒代笔事件，表面上的核心是“代笔”两字。除了双方阵营中直接当事的几个人必须拿这两个字做文章外，其他很多围观的看客也都陷进了“韩寒文章是否有人代笔”这个问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然而，这个看似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问题，其答案是“是”还是“否”其实无关紧要。 

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直接的感官经验，任何历史命题（在这里泛指所有的对过去可能发生、现在已经结束的事件的描述）都是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的。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材料、理由作为间接证据，但是这些间接证据只能在概率意义上证实或证伪历史命题，永远也不能排除历史命题所描述的事件的确没有发生过或的确发生过的可能性。

在韩寒代笔事件中，“韩寒文章曾经有人代笔”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历史命题。其无法证伪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韩寒一方抛出多少证据（比如出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的手稿、出示韩寒写给父亲韩仁均的家信），质疑韩寒的一方总能找到“漏洞”，试图说明这些证据不能证明韩寒文章没有人代笔。但同样，这些“漏洞”也不可能证明韩寒文章一定有人代笔。

当然，上面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历史哲学观不可避免会引发如下的问题：照你这么说，岂不是一切历史研究都没有意义？岂不是一切未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哪怕是父母的出生）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认定为未曾发生？打破这种佯谬的关键在于，不同的间接证据对历史命题的证实或证伪能力有高低不同。如果某类型的间接证据几乎能以接近百分之百的概率证实或证伪历史命题，那么就可以认定这种间接证据足以证明一个历史事件的存在与否——除非有更不寻常的反证存在。比如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有出生的一天，有死去的一天，这个规律可谓铁律，绝无例外。因此，即使我们未曾见到父母出生，也可以断定“他们出生”这个历史事件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

对于韩寒文章曾有人代笔这个历史命题来说，世人公认的最强有力的证实依据是代笔人现身说法，而韩寒不敢否认；最强有力的证伪依据是韩寒拿出其全部非电脑写作的作品的手稿，其上有明显的、大量的修改痕迹，表明实为原稿、并非誊抄。然而，这两种间接证据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既没有人出来宣称自己是代笔人而韩寒不敢否认，韩寒拿出的《三重门》手稿也过于整齐，无法排除是誊抄代笔人原稿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间接证据不但没有如上述证据这样的高证明力，而且很多证据因为缺乏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其证明力没有客观依据，高低只能完全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判断。

比如质疑方最津津乐道的一个证据是，韩寒早期作品（如《三重门》）文笔老练，而且每每在其中罗列大量的知识，历史文学哲学外语无所不知。但韩寒的后期作品就大为退步，博客文章尤其不堪卒读，因此韩寒早期作品必有代笔。这个证据的证明力就相当弱。实际上《三重门》的文笔并不老练，很明显是在生硬摹仿钱钟书，这种摹仿能力对于高中生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韩寒的文章越写越缺乏灵气，最可能的原因是他读书渐少，下笔无神（后文还会详细分析），这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其实，在《三重门》初版的那一年（1999年），我就看过了这部小说，而我当时也是高三学生。这部小说中描述的中学生喜欢逞强斗勇，靠卖弄高深的学问博取心理快感的心态，在我读来几乎感同身受，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一些城市重点中学的真实生态。正是因为亲身体验了类似的校园生态，作为韩寒同龄人的我才倾向于相信《三重门》不太可能是韩仁均代笔，因为韩仁均作为经历过“文革”的50后，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和我们之间的代沟是极为巨大的。

所有其他的质疑，也都和上述质疑一样，缺乏高证明力，而且不少“令人信服”的质疑通常只能是有过类似阅历的人才能看出其证明力的低下。即使这些质疑合起来，也很难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对此恕本文不再详细分析）。无怪有人说，韩寒是否代笔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信仰问题。既然代笔的真假凭现有证据不可能确定，那么非要明确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旁观者来说，就不过是一种信仰的表达，一种非理性的发泄而已。

我观韩寒及捧韩寒者

我上面为韩寒辩护了几句，并不表示我支持他。实际上，我对韩寒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

即使韩寒的作品不是由他人代写，也不必怀疑他的成名是包装炒作的结果。当然在这里我要先提一下质疑者的另一个质疑，就是韩寒是不是主动配合炒作者的炒作，甚至根本就是炒作者的工具。我个人认为不是，理由是我从多个渠道都了解到，韩寒是比较独立的人，和他的书商（比如路金波）并没有很强的合作关系。在我看来，与韩寒有较多接触、但不是他的核心朋友圈的人对他的印象，显然要比和韩寒从不相识的人仅凭文字、视频之类建构的印象要靠谱得多。

因此，韩寒的成名路，一言以蔽之，就是有人要别有用心地捧他，而韩寒虽然没有被这些人绑架，但也不拒绝送上门来的好事。在“韩三篇”出炉之前，韩寒和捧韩寒者大致实现了相互利用的双赢。在韩寒代笔事件爆发以前，韩寒能够骂遍文坛无敌手，并不是因为韩寒的骂术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反韩寒者都看清了媒体被捧韩寒者控制的事实，多说无益，徒增羞辱，只能闭口不言罢了。

正因为韩寒是比较独立的人，因此他在从高中退学之后，就去追逐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了赛车作为自己的职业，书则读得少了。就算韩寒的早期作品的确是他自己所写，阅读不足（至少与其中学时代相比）也只能造成他的文笔不见进步甚至退化，使之成为质疑者反复用来鞭打他的“有力”理由。

同样，他的好友也是他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的。我向来认为从一个人的挚友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水平。韩寒代笔事件爆发以来，作为韩寒两肋插刀的好友的路金波、汪佳敏（网名马日拉）的愚蠢表现，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韩寒这几年主要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城市里的文化水平较低的文娱体育小资。而韩寒本人，也正是这样一个文娱体育小资。

但是，捧韩寒者并不是这样的人。以多年鼓吹韩寒不遗余力的南方系为例，这一系的核心人马是鼓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带路党”（即甘愿在中国的“颜色革命”之后作美国买办的人）。他们捧韩寒的目的，是为了把韩寒作为对抗政府的炮弹，从而实现自己将来带路的目的。在这些核心人马周围则还有一些不想带路或从未想过是否要带路，但同样被新自由主义洗过脑的人。这些人的学历一般较高，又因为从事媒体业，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化小资。

同样是自由派小资，韩寒及其圈中人和以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小资在浅薄、追求个人主义方面有共同之处，但在价值观方面却不尽相同。韩寒及其圈中人是庸俗功利主义者，只要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狂放恣肆的生活，并不在乎“普世价值”之光是不是真的能普照神州，但他们会敌视一切可能让他们这种安稳日子不再持续的人。相比之下，以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小资的价值观则比较复杂。有些人也是功利主义者，但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八九一代）多多少少带有理想主义倾向，希望见到“普世价值”在中国发扬光大。至于铁了心要“带路”的那些人，就更是野心家了。

这种价值观上的分歧，使得捧韩寒派在“韩三篇”（韩寒的三篇分别题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博文）在去年12月下旬突然抛出以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韩三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赤裸裸的庸俗功利主义：希望社会安定，保住自己的安稳日子，因此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民粹式民主，愿意和执政者讨价还价，只要执政者能给他们想要的更多自由，他们承诺“不清算”。面对文娱体育小资的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同样抱着庸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自由派文化小资仍然捧韩寒，仍然视之为自己的代言人；带有理想主义的自由派文化小资则大为失望，从捧韩转为骂韩；至于一手把韩寒捧起来的南方系“带路党”，则被狠狠地搧了一耳光，内心苦不堪言，但很显然，他们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追捧韩寒这个叛徒了。

不必怀疑，韩寒代笔事件的引爆和越演越烈，正是理想主义自由派文化小资失望情绪的总爆发。这些文化小资本来就瞧不起韩寒这样的文娱体育小资的文化水平，只不过以前因为立场相同，韩寒说的话再肤浅也多多少少能代表自己的心声，觉得可以容忍罢了。现在立场已然不同，自然就不需要再掩饰什么了。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麦田就毫不掩饰地指出，他就是因为“韩三篇”骂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这是自由派文化小资心目中的一位用“普世价值”推翻极权统治的英雄），才对韩寒极为不满的。只不过，比起其他对“韩三篇”不满的人，麦田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指责韩寒的文章是代笔——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事实证明，这种另类的方式的确为广大深受韩寒伤害的理想主义自由派文化小资找到了一个极佳的情感发泄出口。

韩寒代笔事件爆发以后

韩寒代笔事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2月26日麦田率先发难，到1月18日道歉、删除质疑文章为第一阶段；从1月18日方舟子接棒打韩到2月9日上海法院正式受理韩寒诉方舟子案为第二阶段；之后为尚在进行中的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韩寒一方和反韩一方是僵持战，麦田道歉一度使韩寒一方显示出大胜的迹象。但是在第二阶段，方舟子凌厉的攻势使韩寒左支右绌，最终溃不成军，不得不求助于法院这一国家权威部门，由此还引发了众人对其既往“自由斗士”形象的嘲讽。

早在第一阶段双方僵持的时候，我就发现韩寒一方的危机公关意识极差。假定韩寒没有代笔，那么他们面对代笔这种莫须有的指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回应或用一两句话轻描淡写地挡回去。但是年轻气盛的韩寒竟然诅咒自己如果有代笔就不能“看到女儿成年”（从这种毒誓能够看出，韩寒从未想到会遇到这种质疑，因此是真的急了），又悬赏2000万元寻找代笔人，这种态度就令人生厌了。之后，韩寒又使出人身攻击，以及“我完全可以说你是×××，但我不会这么说”这样的低级诡辩式骂人术，加上路金波、汪佳敏（马日拉）等“猪一样的队友”乱帮倒忙，使得本来可能再次获胜的机会迅速失去，而失败也就不可避免到来了。当然，不可不提的是，韩寒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显然在于未能认真对待“骂人莫骂方舟子”这句宝训。

对于韩寒在论战中失败，不得已求助法律的作法，我表示同情，但认为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仍属于对公众人物的正常批评的范围，恐怕还算不上诽谤。对此，已经有很多人从法理上分析过了，此处不赘。无论如何，韩寒在此役中是吃了大大的一个亏，他和他的那些密友如果聪明的话，应该都能从中吸取如何进行危机公关的深刻教训。

当然，支持韩寒一方的不仅是韩寒的密友，以及上文提到的抱有庸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自由派文化小资，还有一个阵营值得一提，这就是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代表的一部分具有博爱思想的文化小资。

胡锡进等人因为拥护政府、拥护国家主权的态度，在网上常被骂为“五毛”。但是和很多爱憎分明的五毛不同，胡锡进等人特别热衷于倡导社会和谐，各派各别友好共处，从而实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全民友爱状态。在这种博爱精神的引导下，在“韩三篇”出笼后，胡锡进等人对于曾向他们口出恶语的韩寒大献殷勤，哪怕在韩寒后来接受采访时再次出口讽刺《环球时报》，遭此打脸的胡锡进也仍然要摆出一副长者的达观面貌，说韩寒只是一时“回摆”，“长大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不可否认，博爱本来也是小资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胡锡进等人对韩寒的博爱，虽然在我看来不免可笑，但在同样爱好博爱的小资看来，却实实在在是“宽阔胸襟”的体现。

至于反对韩寒一方的人，除了具有理想主义的自由派文化小资外，也包括一部分左派文化小资。在中国，“左派”是一个十分异质化的共同体，包括了形形色色持不同思潮的人群。反韩寒的左派文化小资主要是反自由主义的“新左派”文艺小资，在这些人看来，韩寒首先没有他们有文化；其次，韩寒向政府的妥协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他依然蔑视革命、蔑视下层群众、心中仍死抱个人主义，这就仍然要被作为仇敌来看待。比如一位叫余亮的左派文艺小资竟然连写了八篇批韩寒的长文，大有搞出“九评”之势，如此执着，也可见其怨念之深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些动不动就爱说些“文本”“后现代”“生态批评”“中华沙文主义”的左派文艺小资，多数理性的左派（特别是下文要提到的“自干五”）在韩寒代笔事件中是宁愿作壁上观的。

另外，在方舟子参与打韩之后，也有一批小资以科学的名义对韩寒进行口诛笔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当然，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觉得有必要指出，韩寒代笔事件主要是个社会事件，和科学关系不大。这些小资嘲讽韩寒不懂科学，恐怕借机标榜自己懂科学的心理成分更多一些吧。

有人说，你怎么不提一下“韩粉”和“方粉”？的确，作为两个个性十分鲜明的公众人物，韩寒和方舟子各自都有相当数量的崇拜者，因此在韩寒代笔事件第二阶段的“方韩大战”中，双方的粉丝相互撕咬，造就了当事人微博之下的绝大多数垃圾评论。然而像这种几乎没有理性可言的粉丝口水战，是每一场公众人物论战中都有的现象。何况，相当数量的“韩粉”和“方粉”不过是还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学生仔，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还愿意沉浸在“帅”“酷”“真相”之类虚词中不能自拔。所以对这些人的“意见”，是没有任何分析的必要的。

同样，在“韩粉”和“方粉”之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因为极度憎恶方舟子，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二分法，而力挺韩寒。这种“方黑”和粉丝方向相反，本质相同，自然也没有多分析的必要。

总之，韩寒代笔事件基本上是一场城市文化小资的厮杀，而且这场厮杀主要在被“韩三篇”弄得分裂的自由派文化小资之间进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韩寒本人就是小资，而对他下狠手的人也仍然是小资，这大概正是所谓同类相争原则的体现，就好比公牛会和公牛打架，公羊会和公羊打架，但公牛和公羊就打不起来一样。在目前仍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下层群众，每天想的多是为更好的生活打拼，很少有闲功夫理会小资的网上口水战，也就不会关心韩寒到底有没有代笔。

当然，文化小资绝不是小资的全部。在小资里面，恐怕多数还是对韩寒代笔事件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在那些退伍军人出身，爱搞些骑摩托车“重走长征路”的高碳休闲活动的行伍小资眼里，发动机的声音显然是比韩寒这个名字重要一亿倍的。

超越小资情调

然而，考虑到到来中国很可能也会发展出“橄榄核型社会”，届时小资将成为社会主力，那么现在这场小资战争仍然意义重大。未来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很可能就将从此役开始加快形成的步伐。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韩寒以“韩三篇”为标志的“转向”，表明了以80后为主力的新一代中国小资已经成熟。这一代小资没有1989年事件留给他们的时代烙印，从小见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因而不像在他们之前的50后、60后和70后那样常常抱有理想主义情愫，而是更加功利主义（虽然常常是庸俗功利主义）。韩寒算是80后小资中的右翼。左翼则是广大的“自干五”（“自带干粮五毛”的简称，指那些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热爱祖国，自愿在很多事情上替政府辩护的人）。事实证明，一道宽阔的代沟，正深深地横在80后和比他们老的人群之间。韩寒代笔之争，有人说是“两代青年的战争”，虽然略显夸张，但的确是点出了关键。

80后小资的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一旦和之前的部分60后、70后小资的功利主义思想合流，就不可避免将成为中国小资的主流价值观。当小资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力时，他们的主流价值观自然也就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了。中国社会的这个前景，对于那些理想主义自由派来说，无疑是十分黯淡的（这从微博上众多“公共知识分子”日复一日的哀鸣就能看出来）。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老一代人终归是要先死的，未来终归是要交到80后的手里的。如果一个小资能够对这个可能的未来有充分的预期，并且相信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从而对此报以达观的态度，这在我看来，就是超越了小资情调。

因此，无论韩寒在骂他的小资同类看来多么“没文化”，无论韩寒的危机公关意识多么差劲，无论“韩三篇”多么肤浅，只要你能意识到，他的“转向”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件既可以说是偶然、又可以说是必然的事件，那么我想你就超越了小资情调，不会再把他当成什么仇敌，而是仍然把他作为一个值得肯定的新兴阶层的代言人。这就是我认为韩寒代笔事件是具有较大意义的社会事件的原因。

更何况，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指出，理想的社会就是“各得其所”的社会。类似的思想在同时代的中国儒家经典中也可以见到。不管后世的理想主义者们如何对这种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嗤之以鼻，历史已经证明，人人向往的太平盛世，是且只能是这种各得其所的社会。在捧韩寒者多年的造星运动下，他的名气和声望已经超出了实际水平，可谓“不得其所”。现在他遭到了重重一击，今后定然收敛，而更多地回归小资代言人的本色。那时候他就是“已得其所”。如果连这样已得其所的人都还要嫉妒，那就只能表明心胸狭隘了。

我因而还是想在最后，对愿意听我说话的朋友提出一点忠告：如果你对韩寒怀有愤怒之心，那么希望你能反思一下自己的局限，然后把精力用在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上。